Svend Andersen于1942年出生在丹麦的一个小农家庭。小时候，他对机械很着迷，自己动手做了一辆自行车。义务教育结束后，他本打算去一家生产船用仪器、青铜悬挂灯和表盘的工厂当学徒，但在签合同前，他得知工厂正处于破产的边缘。最终，他没有签字，垂头丧气地回了家。不久，他的父亲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小广告：离德国边境10公里的帕德堡的一个钟表匠正在招收学徒，他便去试工。
后来，为了配合学徒工的学历要求，他还在哥本哈根皇家技术学院花了6个月的时间，取得了相关文凭。
另一则小广告
1963年，他21岁，刚刚服完兵役。他在《瑞士钟表报》上看到一则小广告：在瑞士的上瓦莱地区，一家位于布里格的钟表店需要一名会说德语和英语的制表师。他的条件完全符合要求，而且工资还是他期望的两倍，他又再次尝试了。
一天晚上，在一家酒吧里，他结识了两位在卢塞恩一家大型零售商Gübelin工作的制表师。运气再次降临到他头上，他们正在寻找一个也会说英语的人，他当场就被雇用了，在Gübelin商场的售后部门工作。部门办公室的抽屉里放着许多女式机芯，等着被清洁、重装和改造。幸运女神再次眷顾，他被调往Gübelin日内瓦分店，他在该公司供职了五年，一直从事售后工作。
装在瓶子里的钟
在1968年的一个酒精弥漫的除夕夜，当他试图通过一个空瓶子看时间时，触发了他的奇想。五个月之后的日内瓦钟表珠宝展上，他展示了他的想法——瓶子钟。
他的首件作品搭载了一个手动上链动能储存八日的机芯，时间设置和上条都是通过软木塞来完成的，所有的机械部件都从颈部插入，组装它们需要用到17个特制的工具。“当然，还需要极大的灵活性”，Svend笑着说。
短短一个星期，他的惊人成就被所有媒体报道，他成了名人，他也拿到了进入收藏圈的门票。甚至连百达翡丽也抛来了橄榄枝，他去签合同那天，是Henri Stern亲自来迎接。入职之后，他就被分配到超复杂功能研发部门，在那里一呆就是9年，从事万年历、三问表和计时码表的开发。所有的事情他都亲力亲为，解决了无数难题。
他对古董表有种特殊情感，也从事相关的修复工作。后来他还有幸接触到了制表传奇Louis Cottier的世界时间模型（Louis Cottier被誉为世界时间机械之父）。某天，他的顶头上司，也是一位制表界的大师Max Berney，给他带来了一箱产自Louis Cottier工作室的机芯和表盘，问他能不能做点什么。最后，他利用这些机芯和表盘做出了大约12件成品。
“新瓶装老酒”
1972年末，当时他还在为百达翡丽工作，一位来自卢塞恩的收藏家私下给他带来了一枚Louis Audemars的超级复杂功能机芯，要求他为该枚机芯用黄金量身打造一个怀表表壳。当时对表壳知之甚少的Svend Andersen便四处打听，并在时任日内瓦钟表与珐琅博物馆馆长的Fabienne-Xavière Sturm的帮助下，翻阅档案资料。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找到了最后一位能够为这类机芯生产黄金表壳的制造商。这位收藏家在慕尼黑的一次私人见面会上展示了这件藏品，他的名声也在收藏界迅速传播开来，私人定制需求也如雪片般飞来。
1979年他离开了百达翡丽，品牌为他开出了诱人的条件，成为了他的第一批客户。他从一家即将关闭的表壳制造商那里回收了机械设备，开始自立门户。他为那些主要源自德国和瑞士的机芯进行了修复，并为他们重新打造黄金表壳，这其中就不乏许多当时为了避难的犹太家庭，他们不得已将钟表的表壳黄金熔化掉。
知识与技艺的传承
Svend Andersen合伙人，伟大的钟表专家Nathan Schmoulovitch，向他介绍了一位刚从日内瓦制表学校毕业的出色的制表师Franck Muller，年轻的他不希望进入工厂，而是决心成为一名独立的制表师。于是，他为其提供了一份耗时50%的兼职，剩下的50%时间则自己安排。他特别钟情于这种传承模式，为制表知识的传递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以“芯”为本
1984年，进入了意大利收藏家的黄金时代。他们热衷于为自己钟意的机芯量身打造专属表壳，不少藏家带着机芯找到了Andersen。当时，Jean-Pierre Hagmann刚好成立一间专门的表壳制作公司，于是，Andersen顺其自然地成了他的第一位客户。
在Hagmann的帮助下，Andersen完善了一款小型三问机芯的防水滑栓，并将之搭载于一枚怀表之中。同时，他第一块署名为 Andersen Genève的腕表也诞生于世。这是一款旷世珍品，特别是它的逆行万年历功能。
直到1989年，他才发布了自己的第一个收藏品系列，一款带世界时间功能的作品，限量24只。受到Cottier的启发，整个机械机构的厚度仅为0.9毫米。随后，他创作的别的款式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包括于1992年推出的Christophorus Colombus，生产了500只，集成了三问和逆跳万年历表两大复杂功能。
没有秘密
Svend Andersen不仅是一位具有无穷创造力的制表大师，他还是一位愿意倾囊相授的好老师。他并不满足于成立独立制表人协会来传承和保护制表技艺，他也是致力于将制表艺术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推动者之一。
“传递你的知识，让人们自己去独立思考”，这位特立独行的制表大师如是说。他传播知识的方式与Philippe Dufour正好相反，Philippe Dufour希望学徒完全照搬他的做事方式。Svend不太在乎他所教授的年轻制表师的做事方式，他更看重结果。
传承是双向的，有给予，也有回报。Svend也常常从年轻学徒所使用的技能中受益。传承不是复制，一个人传递自己的知识，是为了让别人去超越，让钟表文化不断发展。
这与Pierre-Alexandre Aeschlimann在2015年接管该品牌时想要传达的理念完全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