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让国人对钟表“中毒”如此之深?

探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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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019
谁让国人对钟表“中毒”如此之深?
钟表是如何在中国获得如此优待的呢?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提及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关于未来的假设。 在这段奇妙的旅程中,我们会遇到从耶稣会传教士到塔威山谷(Val-de-Travers)的制表工匠等各色各样的见证者。

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之时,常伟(北京的钟表专家兼日内瓦钟表大赏GPHG评委)这样为我们解释道:“西方人对中国人痴迷钟表这件事一直抱有极大的好奇心。要知道中国是一个拥有千年文明的国度,在历史上,中西方也曾有过许多的文化交流。这其中,天文演算早已是大清帝国的科学家们所掌握的一门技艺。”

正如历史学家Dominique Fléchon在上一期的Europa Star钟表杂志中所回顾的那样,天文学在中国的诞生比欧洲早了2000多年(水钟出现于公元前500年),而古人更是在公元11世纪造出了水力天文钟。然而,这位历史学家同时也指出,中国在天文学方面的文明和造诣也仅限于皇庭之内,而正真用将之于精确计时却是从欧洲兴起的。

“西方人对中国人痴迷钟表这件事一直抱有极大的好奇心。要知道中国是一个拥有千年文明的国度,在历史上,中西方也曾有过许多的文化交流。”

钟表是传福音的手段

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首次将自鸣钟带到了中国,目的是为了取得进入皇家庭院的资格。通过向当时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展示欧洲文明,利玛窦完成了自己传教的使命(后人称之为“间接传教法”)。

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首次将自鸣钟带到了中国,目的是为了取得进入皇家庭院的资格。通过向当时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展示欧洲文明,利玛窦完成了自己传教的使命
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首次将自鸣钟带到了中国,目的是为了取得进入皇家庭院的资格。通过向当时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展示欧洲文明,利玛窦完成了自己传教的使命

1601年,利玛窦成为受到明朝万历皇帝邀请的欧洲第一人。自此以后,在北京便出现了“自鸣钟研究室”以及“钟表研究室”。到了18世纪,大清帝国统治期间,在紫禁城内有成百上千个制表匠人,在众多欧洲传教士的监督下,为皇家制造钟表。

为什么中国的封建王朝会对利玛窦所赠送的自鸣钟以及西方的制表业表现出如此浓厚的兴趣呢?“在满清时期,中国和欧洲的之间的交流变得日益频繁,清朝的学者想要了解西方贵族精英们的生活方式”常伟认为,“在他们看来,制表就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标志,它是上流社会的象征。因此,一定要将之掌握才能更好地了解西方社会。”

"在他们看来,制表就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标志,它是上流社会的象征。因此,一定要将之掌握才能更好地了解西方社会。"

然而,就像天文观测是皇家独享技艺一样,开发并传授制表技艺也仅限于皇城之内,这是中国帝王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中所享有的特权。毫无疑问,在这个当时的传统农业大国,将精确计时开发成一种日常工具没有任何意义。但在欧洲大陆却完全相反,因为工业革命刚刚开始,生产效率都被精确到以秒为单位。

播威(Bovet)制表工坊,来自瑞士塔威山谷,其制作的系列腕表完美匹配了满清皇室的品味,他们也成为制作“中国怀表”的专家。
播威(Bovet)制表工坊,来自瑞士塔威山谷,其制作的系列腕表完美匹配了满清皇室的品味,他们也成为制作“中国怀表”的专家。

中国怀表的世纪

今天,人们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仍然可以欣赏到清朝制作的一些精良钟表,以及清帝国购买抑或由英国、法国、瑞士进贡的座钟和怀表。许多都是成双成对的,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就好比如今的“对戒”与“对表”一样),是平衡、完整与和谐的代名词。因此,进贡给皇帝的礼品都是一式两件,凑成一对。

由于西方国家的发展停滞不前以及其他新兴国家经济已经衰落或从未起飞,瑞士制表业已变得严重依赖中国消费者。

19世纪初,东西方制表业关系出现了转折点。瑞士怀表就是此时受到中国精英阶层的热捧。正是在这个时候,瑞士怀表在中国精英阶层掀起了一股热潮。那时,欧洲掀起了工业革命,各个国家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同时也是他们逐渐“蚕食”大清帝国国力的开端。与好战的法国或英国相比,作为中立国的瑞士,其制造的钟表在满清皇室中的口碑更佳。

飞亚达大师系列腕表。直到1955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战争全面胜利之后的第六年,在周总理的推动和鼓励下,中国腕表制造业才得以复兴
飞亚达大师系列腕表。直到1955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战争全面胜利之后的第六年,在周总理的推动和鼓励下,中国腕表制造业才得以复兴

播威(Bovet)制表工坊,来自瑞士塔威山谷,其制作的系列腕表完美匹配了满清皇室的品味,他们也成为制作“中国怀表”的专家。1818年,爱德华·播威(Edouard Bovet)离开伦敦前往广州,并在该地以一万瑞郎的价格(按目前的汇率换算为一百万瑞郎)售出了四枚怀表。之后,播威兄弟便在瑞士小镇Fleurier成立了一家专门制造怀表并致力于中国销售的公司,它是腕表销售专业化开始的标志。可以说播威表在19世纪对钟表市场形成了垄断,其制作的精美珐琅表引起了嘉庆和道光皇帝的极大兴趣。 播威表的在Fleurier的总部常常被戏称为“中国皇宫”!

Pascal Raffy于2001年让品牌重获新生,并在去年的日内瓦高级钟表大赏(GPHG)中荣获金针奖。播威推出的“中国龙”Amadéo Fleurier系列特别腕表也是为了致敬品牌与中国之间的这段渊源悠久的历史。

先到占先机

满清帝国于1912年的覆灭,标志着帝国制表业以及中国传统历法的消亡。这个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国度在此后经历了一场大浩劫,先是日本的入侵,后是内战。直到1955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战争全面胜利之后的第六年,在周总理的推动和鼓励下,中国腕表制造业才得以复兴,中国于1958年在天津创办了国营制表厂海鸥。新创腕表制造工坊埃菲列文Atelier Wen的创意正是取材于华威钟表厂所制作的一枚名为“五星”的表款。

这种瑞士制表奇迹将完全仰赖于中国市场的细心培养。

最先进入中国市场的瑞士品牌除了我们熟知的梅花表(TITONI)以外,还包括了英格纳(ENICAR)、罗马表(ROAMER)和雷达表(RADO),当时都是由中央政府统一采购。在中国2001年成功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这个巨大的市场也从一个过渡期进入了一个全面开放的阶段。在其开放后的第一个十年里,我们就见证了这个伟大国度的高速发展,大量奢侈品牌纷至沓来,至今不见任何减退的迹象。

不过,市场红利基本都被最先来到中国开拓市场的品牌占尽了,尤其是斯沃琪集团旗下的品牌欧米茄OMEGA和浪琴LONGINES,它们联合亨得利新宇集团在中国大陆开展业务,站稳了脚跟。

风靡了四百年,未来的路在何方?

从满清皇室对欧洲传教士自鸣钟的着迷到上世纪70,、80、90年代的结婚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在新中国的风靡,在过去的400多年里,中国人对西方制表艺术一直情有独钟。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新中国的政治精英和新贵对身份象征的追求,使得瑞士制表业的规模在新世纪之初便翻了一番。

中国现代生活高速“数字化”,加上激进的消费主义主张,塑造了当代制表市场的主要特征。由于西方国家的发展停滞不前以及其他新兴国家经济已经衰落或从未起飞,瑞士制表业已变得严重依赖中国消费者。因此,中国市场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使它面临急剧下降的风险。

在中国经济腾飞之时出生的第一批中国年轻人,他们养成了自己独特的数字化生活方式,还会对这门古老而优美的制表技艺着迷吗?毫无疑问,瑞士制表的“差异化”运作方式,并不断推出私人定制的顶级系列还是得到了年轻一代的追捧。但是如何在中国保持和滋长“瑞士腕表的特别待遇”,这仍然是一个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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